我曾在四年前为《汽车报》写了一篇《我的汽车观》，表明了如下观点：汽车是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，它已成了重要的交通工具，但也成了某些人炫耀攀比的物件；汽车的尾气将对人类生存环境造成污染，同时地球的石油资源不可能让这四个轮子的铁壳总这样跑下去；我本人需要坐汽车，但我不准备加入买车与开车的时髦行列。
此文发表不久，一天我坐姜昆的车去办事，我说：
“姜昆，我也想学，拿个本子。”姜昆把着方向盘，头都没回，说：“别，别，你在《岁月随想》中说你不愿开车，你可别说了不算。”我当时被噎住了。又过了几天，我去了湖北，并且到了“二汽”。我觉得我的那篇文字不仅束缚了自己手脚，同时也好像对不起所有汽车厂家的所有的人，我怕人家把我当成反对文明进程的怪物。还好，“二汽”从上到下对我热情有加，从领导到工人都表示能理解我的观点，在见面会上，我也由衷地希望他们生产出更多更好的汽车，满足社会的需求。
常言说“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”，说明一个人的认识应该不断变化与提高，我那篇文章发表已四年了，我有没有变化呢？
我已于两年前学会了开车拿下了本子。但自从考下本子之后没开过车。也许是姜昆那番话仍起作用，但我那篇文章不过是一时之想，并非信誓旦旦的表白，因此即使开车也上升不到背叛信仰的高度。只是我确实不喜欢开车，但又觉得我必须学会它，我必须融入时代发展之潮流，万一有个什么事，我也能开得动车，这叫技不压人。我们家也买了一辆车，妻子儿子都开，一家人有时外出，坐在这四个轮子的小铁屋中，边运行边聊天，其乐也融融。只是我从不单独动它。
另外，北京这两年的空气质量愈来愈糟，几乎我们一年四季都是生活在四级空气质量的环境中，今年市政府下大力气，治理大气污染，重点治理汽车尾气，我仿佛更有一份责任。我希望蓝天白云会在北京上空重现，我希望奔跑的小汽车在打开车窗时，车中人能呼吸到新鲜空气。但我也知道，这并不容易做到，尽管任重道远，我们必须使蓝天重现。
在我心目中，汽车具有二重性。它像一个脾气乖戾的美人，尽管回眸一笑百媚生，但它的缺点也够人一呛。
“言必信，行必果”是为古训，“为大事者，言不必信，行不必果。”后者是林彪说的，过去曾在政治学习时批判过这句话。如今，两篇“汽车观”仅时隔四年，我从拒绝加入时髦行列到买了汽车又有了本子，似乎出尔反尔。不过，我那驾照真是摆设了，花了大力气学了开车，现在搁生了。我学车那阵梁秀伟还没车呢，等我有了本子不开车了，梁秀伟却开着车上我家来取稿件了。如今是什么事都见怪不怪了，这要是编个短剧，倒也剧情跌宕，故事离奇。这几年，我们的社会生活变化得令人眼花缭乱，不要车的，没车的，如今有了车，有了车又有了本儿的现在反而又不开车了。不是我一个人这样，我周围有好几位。
倪萍，有本子，当然没有我训练得扎实，她开了几回车，还送过我回家一趟，现如今，不再摸车了。据说她在电视台东门，一大早晨，一拐弯，咣的一声撞上了墙，以为轻轻一下没什么，下车一看，得，鼻子撞歪了，以后就没再开了。
刘璐，告诉我她有本，摸过车，不敢开，也不想开。
敬一丹，告诉我她开车上路一个多月了。越开越害怕，干脆不摸车了。
小杜，在西门岗亭子那儿冲警察就过去了，车停在那儿下一步怎么走不会了，据说警察帮她开回来的，现在也不开了。
我第一次上路是去友谊医院看望住院的黄胄先生，那一天，不知为什么一路上让警察截了好几次，菜市口东那儿乱我也顺利通过了，回来的路上也顺利，还有两个坡起也处理得不错。到了北蜂窝往前过红绿灯就是电视台东门，可车启动不了，我直着急，警察过来了，一指我车轮胎，噢，瘪了。“老赵，您开了这么多年车，车胎没气了不知道。”我什么也没说，停在了路边儿，幸亏有人帮忙，算是把备胎换上，然后把车开回了家。自打那以后，我没再开车。其后有个机会，我错过了。大约又过了一个星期和太太去东城办事，去的路上太太开车，到那办完事儿，太太说：“你开吗？”我犹豫了一下，就没动。如果那一天我开车回来，也许我也开车至今。但那次懒了一下，从此，就没再开车。何况1998年之夏是我腿包石膏的阶段，离开车越来越远了。但离车却越来越近，在北京办点事儿，不坐车确实太耽误工夫。看太太开车，看儿子开车越来越熟练，我都怀疑自己学过开车吗？为了证实这一点，往往在儿子开车时，我坐在一旁，嘴里念叨：“扳灯。”“换二挡。”“注意前边儿那车司机二把刀。”“好，超过去。”“慢，咱们安全第一。”
……
（摘自《岁月情缘》，赵忠祥著，作家出版社1999年11月出版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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